摘要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,是反思各种错误思潮的新立足点,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为此提供了基本理论遵循。“四个自信”贯通一体中的文化自信论,对文化虚无主义有直接针砭作用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内生性演化、交融的思想,则是反思“民国热”等思潮的理论指南。作为建立在薄弱经济基础上的文化自卑、文化虚无主义的曲折表现,胡适推动的“整理国故”运动以来在中国古代文艺、文化研究中形成的“去价值化”倾向,以及当代海外汉学研究者所谓的“汉学主义”理念,暗含着对中华传统文艺、文化正面价值的整体上的不认同;而所谓“华语语系”理念则是对由经济实力等决定的“文化霸权”理论的误用。

摘要：“经典”,是精神性的文化产品,是民族、国家乃至人类社会优秀文化的标识或符号,是人们精神家园的食粮。她往往指导着人们的生活理念、价值取向和精神信仰。“经典”在历时性的三大语境(汉语、梵语、英语)下,彼此似乎有相通之处。文学经典主要是指文本(以文字为载体)文学为标志,口传文学往往被边缘化。然口传文学一旦被文本化,往往会演变为文学经典。文学经典的建构,一般不是一蹴而就的。她必须拥有成为经典的内蕴,历经时间和空间的检验、过滤、筛选,特别是经过后世接受者的积极参与、i全释抑或改造、提升。她的传播则不止依赖于精英人士,更多地和大众以及媒体(旧新媒体)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摘要：“表现性”及“抒情性”是我国古代“大文学”区别于西方“再现性”文学的独特存在形态和文化优势。殷商甲骨刻辞、两周铜器铭文、战国秦汉简帛等出土文献“大文学”文本告诉我们,这一形态早在上古就已定型并固化,其表现得比传世文献更为显明,并且春秋时代已经获得这方面的理论自觉,从创作实践和理论建构两个方面更加充分地证明了其优势之所在,使坚定的文化自信更为坚定。

摘要：《琴操》《乐府诗集》等著作收录的“琴曲歌辞”中,有多篇直称夏禹、文王、周公、箕子、伯奇等先秦人物之作,其中当有汉代琴曲表演者模拟前代人物口吻弹唱的代拟体歌诗,多为先秦人物故事的汉代演绎。这些琴歌代拟抒情,决定了对抒情主人公及其本事做出交待是琴曲表演的必备元素,每一首琴歌的本事交待就是讲述一段故事。其情节,有的连同歌诗一并收录于音乐专著,有的被记诵、转述演为“俗传”后被收入故事集。因此,代拟琴歌表演既是抒情艺术,也是叙事艺术,是汉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

摘要：唐代前期在近体声律规则建设上的成就,主要体现在对上四下三基本节奏的尊重、病忌理论的推进以及调声术的构建上。后世流行的律诗格律说对声律建设的层累性及“声”作为声韵调之综合表现的特性关注不足。平仄二元的固化以及正体标准的模式化,在简化声律理论的同时,也造成了声律理论解释力的弱化。在句法机制问题上,唐人的理论建设不及书写实践的异彩纷呈,但其书写实践依然表现出唐人对声律、语体与结构诸因素制约句法的熟悉。杜诗“沉郁顿挫”的生成,自句法与韵律的技术层面而言,主要源于句法上“三顿”法的使用以及声律上对旁纽与小韵、韵律单位重音模式及平仄组合规则的利用。